第96章 奸臣中的战斗机，一年内扳倒李相

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/畅读/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，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。

杨国忠一登上宰相重位，如一位复仇的君主，立即对李林甫及其势力进行清洗，那手段之狠辣，仿佛要将李林甫的一切痕迹都从这个世界抹去。天宝十二载（公元 753 年）正月，他如一位编造谎言的骗子，诬告阿布思谋反是李林甫指使的，还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私下里曾约为父子。玄宗见李林甫既死，对此事也不再细察，如一位昏庸的君主，即令下吏按问。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连累，如一只胆小的兔子，遂出面作证，那惊恐的眼神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无助。

当时，李林甫的灵柩刚从临潼运回长安，尚未下葬。二月，玄宗下制削夺李林甫的所有官爵，子孙有官者皆除名，流放岭南及黔中，只允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，其余资产皆没收。因此，唐廷在李林甫死后，还如一位意外收获宝藏的盗贼，得了他家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，那贪婪的模样仿佛在嘲笑李林甫的落魄。李林甫近亲及党羽坐贬者五十余人。杨国忠为了报复，还如一位残忍的暴君，派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材，抉嘴取出含珠，改用小棺材，按庶人的待遇草草下葬了事，那无情的举动仿佛在践踏李林甫最后的尊严。而右相杨国忠和左相陈希烈，却因为陷害李林甫有功，被玄宗赐爵魏国公和许国公，那荣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无尽的黑暗与罪恶。

李林甫城府深密，口蜜腹剑，被其陷害的贵族官僚如繁星般不知其数。结果，在自己死后也同样被人陷害，仿若命运的轮回，因果的报应。李林甫以害人始，以害己终，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极大讽刺，那讽刺的笑声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，警示着后人。

李林甫虽然最终被玄宗抛弃了，然而，玄宗这时扶植起来的杨国忠，在政治上比李林甫更为专横，更为腐朽。杨国忠这个外戚新贵，“强辩而轻躁”，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明显特征。当了宰相以后，更是如一位得意忘形的狂人，踌躇满志，自我标榜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那狂妄的姿态仿佛在向整个大唐挑衅。

杨国忠不仅如一位贪婪的蜘蛛，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权力之网，控制了唐廷中央，对地方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，如派亲信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，实际行使节度使的职权，以协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窝，又任曾经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，充京畿、关内采访等使，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。这样，杨国忠就在朝廷中枢，到京畿要地，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，形成了一个如铁桶般进退可据的势力网，那严密的网络仿佛要将整个大唐都笼罩其中。

李林甫任相时的许多弊政，杨国忠皆承之不弃。按制度，宰相都以有功德声望者担任，不务威权，出入骑从皆简易行之。自李林甫任相开始，每次出入都车骑满街，高级文武大员如节将、侍郎向宰相“有所关白，皆趋走辟易，有同属吏。”按旧例，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，要自早朝至午后六刻（约当今下午二时二十六分）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见之士和宾客，一天的工作如忙碌的蜜蜂般很忙碌。可是，李林甫借口国家太平无事，上午巳时（当今上午十一时）即回家，一切机要重务，皆决于私第，其他大臣无法参决。杨国忠上任，也是依照这一办法，于是宰相商议政事的政事堂，被搬到了私家宅第，而宰相的私宅俨然成了小朝廷。其贻误朝政，弊端百出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，扶植自己集团的势力，杨国忠首先如一位精明的商人，在选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。他上台才一月，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选。他提出：“文部（即吏部）选人，无问贤不肖，选深者留之，依资据阙注官。”一班因为各种原因久久滞淹不能升级的人，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铨选上了，故“翕然称之”。按惯例，兵部、吏部尚书知政事（任宰相），负责决策性的军国重务，至于铨选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属吏办理。为慎重起见，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，须经三注三唱，反复进行，“自春及夏，其事乃毕。”杨国忠为自示精敏，先叫胥吏到自已家里来，预先定好名单。然后，把左相（即侍中）陈希烈及给事中、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，唱注选人，读名便定一名，一日而毕。当全部结束后，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：“今左相、给事中俱在座，已过门下矣。”于是，选官六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，“门下不复过官（即审核），侍郎但掌试判而已”。而实际上，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，自夸“一日而毕”，结果却谬误百出。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，“无敢言者”。

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，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，令杨氏诸姐妹在旁“垂帘观之，笑语之声，声闻于外”。一团乌烟瘴气，视国家大事如儿戏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由于杨国忠“曲徇人欲”，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份的好处，因而“颇得众誉”。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，大多如此。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。

选事告终，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、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，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，立于省门，吹捧杨国忠的所谓“铨综之能”。玄宗知道此事后，命鲜于仲通撰其辞，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，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。

杨国忠一旦权在手，就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攫取私利。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，因学业荒陋，如一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没有及格。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，如一只害怕老虎的绵羊，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的口气。一天，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，急趋至马下，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选，达奚抚是来讨好的。达奚抚说：“大人（指他父亲）自相公，郎君所试，不中程式，然亦未敢落也。”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，骂道：“我子何患不富贵，乃令鼠辈相卖！”说完，策马而去。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，赶快写信劝父亲道：“彼恃挟贵势，令人惨嗟，安可复与论曲直。”达奚珣无奈，只好让杨暄中第。后来，杨暄又被破格提拔，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，而曾作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。就是这样，杨暄还不满意，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询升迁得快。

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，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，也是不择手段地排斥、打击异己。从天宝十二载（公元 753 年）至十三载（公元 754 年），关中水旱相继，如恶魔的双爪，致成饥荒。当时的京兆尹已换成李岘，李岘平时不愿依附杨国忠，杨国忠便如一位嫁祸他人的小人，将灾害的责任归咎于李岘的失政，乘机将他逐出京师，贬为长沙太守。

杨国忠在李林甫为相时即参预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团的勾当，他担任宰相后，继续排斥太子李亨。太子李亨自从天宝五载（公元 746 年）受到严重打击后，政治上失势，身边羽翼几乎全被剪除，在朝廷中如孤舟般孤立无援。他的内心满是愤懑与无奈，犹如困于囚笼的猛禽，空有壮志却难以施展。看着杨国忠在朝堂上肆意妄为，李亨心中既有着对其行径的鄙夷，又有着深深的忧虑，暗自思忖：“此贼当道，大唐江山恐将陷入更深的危机，我却无力阻止，何时才能拨云见日，还朝堂清明？”

天宝中，有一位嵩山隐士李泌，上书论当世时务，颇有见地，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召见，令他待诏翰林，并为东宫供奉，算是在太子身边安排了一位官员。李泌字长源，祖上是辽东襄平人，西魏太保、八柱国司徒李弼是他的六世祖。父亲李承休任吴房令，移居京师长安。李泌少聪敏，博涉经史，特别是研究《易象》颇精，善属文，尤工于诗。他“以王佐自负”，志气不凡，颇有政治见解。曾受到张九龄、韦虚心、张廷珪等人的器重。而李泌本人则“操尚不羁，耻随常格仕进”，不甘随波逐流，有一种孤芳自洁的脾气。所以，太子李亨对他优礼有加，视为自己的师友。

李泌也颇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。一次，李泌赋《感遇诗》，讥讽了杨国忠等人。杨国忠知道后十分忌恨，心中怒火中烧，如被挑衅的恶狼，亲自上奏弹劾，于是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将李泌安置到蕲春郡去了。杨国忠打击李泌，目的是为了排斥太子李亨，不让他身边留下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有用之才，使太子孤立无援，不能有所作为，以保自己的权势地位如泰山般稳固，不被他人撼动。此时的李亨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泌离去，暗叹：“奸佞当道，忠良蒙冤，我之不幸，亦大唐之不幸。”

天宝十载（公元 751 年）杨国忠在关中、中原地区好不容易凑足了七万兵力，派司马李宓为帅，第二次出动大兵进攻南诏。天宝十三载（公元 754 年）六月，李宓率大军渡过泸水后，深入冒进，中了南诏的诱兵之计，在大和城不战而败，李宓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。杨国忠故技重演，又隐瞒败状，“以捷上闻”。这本是当时朝廷中一件大事，但是，玄宗却被蒙在鼓里，仿若被迷雾遮蔽双眼，不闻不问。

然而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连同上次鲜于仲通的两次出兵南诏的战争，发兵总数近二十万，多数是从关中和中原地区征调的，结果“弃之死地，只轮不还”。因此，“人衔冤毒，无敢言者。”但是，时间一久，尤其是一些幸免于难的败兵逃归关中，打败仗的消息也就纷纷传开，连居于深宫的高力士也听到了。

一天，唐玄宗李隆基对高力士叹道：“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边事付之诸将，夫复何忧！”高力士乘机将云南败报的实情奏告唐玄宗李隆基，说：“臣闻云南数丧师，又边将拥兵太盛，圣上何以制之！臣恐一旦祸发，不可复救，何得谓无忧也！”唐玄宗李隆基沉思许久，如从美梦中被惊醒，觉得高力士的话也有一定道理，但这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年老力衰，暮气沉沉，没有再振作起来励精图治的锐气，只是搪塞一下，回答说：“卿勿言，朕徐思之。”

这年的九月，关中大饥，玄宗很不放心，担忧久雨不晴，有害秋稼，杨国忠如一个狡猾的骗子，便挑选了些长势稍好的庄稼给玄宗看，说：“雨虽多，不害稼也”。以此蒙骗玄宗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压制地方官吏不准报灾，如扶风太守房琯奏报所管地区的灾情，杨国忠立即派御史去整治，结果地方官吏吓得“无敢言灾者”。可是，天气偏偏久雨不停，杨国忠本事再大，也难于一手遮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