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4章 蜀道难行，两任皇帝逃亡选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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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驿站设置的好坏是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所以有些州郡官为求官政声誉，讨好上司长官，不惜花费重金，把驿站装饰得美轮美奂，供以山珍海味，仿佛是在打造一座奢华的宫殿，以显示自己的治理能力和对上级的忠诚。比如玄宗时，吉温被命入京任御史中丞，安禄山传令沿途驿站殷勤接送，并以白绸为帐，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；宣宗时，华州刺史华温琪甚至倒贴腰包，把驿站弄得富丽堂皇，用具应有尽有，往来官员在此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服务，自然个个交口称赞，这也是唐代驿站规模大的一个原因。而在一些僻远地区，地方长官为了使交通更加便利，发动民夫修筑道路，甚至设置新的驿站，这却属于善政之举，为当地的发展和国家的交通网络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宛如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，为帝国的繁荣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唐初，只有使者才能乘驿（即骑驿马），而且要得到敕命的允许，乘驿需给传符，凭传符方能使用驿站的马匹，传符一般为铜制，这一制度如同一道严格的门禁，确保驿站的使用规范有序。后来规定稍有放松，除使者外，许多高级官员也能乘驿赴任，随着乘驿人员的增加，铜制传符逐渐难以满足需求，于是改为纸券，京城由门下省发放，在外是留守和诸军、州发放。驿券分往还券和单程券，除门下省以外，留守和诸军、州只能发单程券。用往还券的人，到了目的地要将驿券上交，等事情办完后再领回来，回京后交给门下省。如果不按期交回，要依律论罪，这一制度犹如一条无形的绳索，约束着乘驿人员的行为，确保驿站资源的合理使用。唐后期，又出现了一种叫“转牒”的驿券，其实就是各地节度使批的条子，本属非法，但唐朝廷也无法禁止。一些人拿着这种条子，去驿站白吃白喝，肆意挥霍，很多驿站都不堪其扰，成了一大毒瘤，侵蚀着驿站制度的健康肌体。

驿券上会写明要经过哪些驿，要走多少天，乘驿时必须遵照此规定行动，如不依此规定而行，或者有所耽误，都要受到处罚，这一规定如同驿站运行的法则，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。一般的公事，耽误一天，笞三十；但要是驿使耽搁，处罚则要重得多，延误一天就要杖八十，两天则罪加一等，处罚之严厉，犹如高悬在驿使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时刻提醒着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。至于一日走多少路，则因时因事以及陆路水路而不同，《唐六典》卷三规定：“凡陆行之程：马日七十里，步及驴五十里，车三十里。水行之程：舟之重者，溯河日三十里，江四十里，余水四十五里；空舟溯河四十里，江五十里，余水六十里；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，河日一百五十里，江一百里，余水七十里。”这只是一般的规定，要是敕书赦书这类紧急公务，按规定则要日行五百里，仿佛是在与时间赛跑，以最快的速度将政令传达至四方。

此外，唐代法律对乘驿的规定还有许多，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或探亲访友，不许私自多带行李货物，不许乘驿者无故淹留于驿舍。若因事淹留，三日以上，会被另行安置。若还携带有家眷，家眷就只能自己去找旅店住了，这些规定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，将乘驿者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的范围内，确保驿站的正常运转和信息传递的高效性。

官员所乘驿马，根据其官阶高低，各有不同，《新唐书·百官一》记载：“凡给马者，一品八匹，二品六匹，三品五匹，四品、五品四匹，六品三匹，七品以下二匹。”但这不过是条文上的规定而已。实际上，有不少官员乘驿时往往超过规定的驿马数字，一些高官权要及其家属倚仗权势，甚至不出示驿券，需索更是无度，往往弄得驿官焦头烂额，有时驿马用光了还得向民间搜取私马以供应他们的需求，这一现象如同驿站制度中的一道伤疤，揭示了唐代后期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矛盾，也反映了权力对制度的侵蚀和破坏。

驿的最主要的作用，就是为传递各种公文的使者提供食宿以及交通工具，以保证政令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传达，它仿佛是帝国的神经末梢，将中央的指令迅速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因为有此物质上的便利，随着国家的强盛，驿的使用范围便有所放宽，一些高官也能乘驿，如节度使、观察使、刺史之类。他们赴任或回朝时，不仅本人可在驿中食宿，而且可带家属，这本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恩宠，但此例一开，便如决堤之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县令这类的官员虽不可以乘驿，却也能在驿站住宿，甚至连贬官、流人也能在这小小的驿站找到容身之所，这就是为何杖杀、赐死等事件往往发生在驿中的原因，驿站仿佛成了命运的交汇点，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与生死荣辱。

驿站既是交通站点，又提供饮食住宿，自然而然地成了设宴之处，尤其是长安附近的长乐驿，更是成为皇帝赐宴迎接官员或者欢送官员的不二之选，仿佛是皇权荣耀的延伸之地。柳宗元曾为人写过《谢赐设表》，其中说：“臣某言，中使某乙至，奉宣圣旨，赐臣长乐驿者。恩荣特殊，宴饮斯及。”这里的每一场宴会，都承载着皇帝的恩宠与期望，也成为官员们仕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。除皇帝赐宴外，各官员也热衷于利用各种名目在驿舍摆宴席，或庆功、或饯行、或拉拢关系，一时间，驿站内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，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名利场，见证了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尔虞我诈。

而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场上，驿站也从未缺席，从不缺乏鸿门宴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中和四年（公元 884 年），黄巢撤围向东，逼近汴州，朱温自知难以抵挡，便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卑辞厚礼，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。李克用心怀扩张地盘的野心，欣然率部队赴援。战后，朱温宴请李克用于上源驿，那看似平静的宴会之下，却暗流涌动。朱温将李克用灌醉以后，于当晚派兵包围上源驿，四面纵火，乱箭齐发，妄图一举消灭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，其心之狠，犹如蛇蝎。李克用拼死逃出，捡回一条性命，此次上源驿之变，让朱、李二人从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，连年互相攻伐，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中原大地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直至后唐建立，这段仇恨才画上句号，但那惨烈的一幕，却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，成为唐代末年政治混乱、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，而驿站，也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，扮演了一个见证者和受害者的角色。

唐代的驿，一言以蔽之，它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枢纽，是帝国的血脉经络，也是给公事出行者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的机构，宛如一座庞大帝国机器上的精密齿轮，虽小却至关重要，默默推动着整个国家的运转。在盛世，它展现着帝国的辉煌与威严；在乱世，它又见证了权力的纷争与人性的丑恶。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，穿梭于岁月的长河，虽历经风雨，却依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熠熠生辉，成为我们探寻唐代辉煌与沧桑的一把关键钥匙，让后人得以透过它，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荣辱，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深沉厚重。

安史之乱的烽火仿若一头凶猛的巨兽，无情地吞噬着大唐的安宁，唐玄宗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，其路线宛如一幅曲折的画卷，在岁月中徐徐展开。

唐玄宗入川的路线到底走的是哪条道，历古以来备受争议，喋喋不休。玄宗当年走的是傥骆道，恰似一条隐匿在崇山峻岭间的丝带，充满了神秘与艰险。据《旧唐书》所载，其逃亡轨迹为“长安，咸阳，金城县，马嵬驿，扶风县，扶风郡，陈仓，散关，河池郡，益昌县，普安郡，巴西郡，蜀郡”，这条路线仿若与诸葛亮北伐的路径重合，只是前者是慌乱的奔逃，后者是英勇的征伐，一逃一伐，对比鲜明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傥骆道，这条唐代四条古蜀道中最短却又最为险峻的通道，犹如一把锐利的双刃剑，虽充满危险，却因唐玄宗的逃命之急，成为了他无奈的选择。其南口宛如一张巨口，位于汉中洋县傥水河口，北口仿若一条蟒蛇的信子，探向周至县西骆峪，全长约 240 公里，在褒斜道、子午道、连云栈道等古道中，它是最快捷的一条，却也似一条荆棘之路，让唐玄宗一行尝尽了艰辛，每一步都仿若踩在刀尖之上。

巴西郡（今四川绵阳市东北），是唐玄宗通往成都的最后一段路程，如同黎明前的黑暗，而蜀郡（今成都）则是他逃亡的终点，仿若疲惫旅人终于抵达的避风港湾。但史之乱爆发后，唐玄宗幸蜀所经古道，却如一团迷雾，在历史的记载中引发诸多争议。

且看，唐玄宗幸蜀实则分三段路，最初仿若一只惊弓之鸟，从长安出发西行至凤翔（今属宝鸡），而后像一只寻觅巢穴的飞鸟，沿着陈仓道抵达汉中，最后又如一只归巢的倦鸟，从汉中出发，拐入金牛道奔赴蜀郡，也就是成都。许多人仿若迷失在迷宫中的行者，将关中前往汉中以及汉中前往蜀地的古道混淆，以至于对玄宗入蜀路线争论不休。褒斜道、傥骆道、陈仓道，这些由关中入汉中的道路，恰似几条交错的绳索，让后人在探寻真相时，被绕得晕头转向，不知玄宗究竟选择了哪一条。

事实上，唐玄宗从扶风郡，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宝鸡出发，经大散关扼守的陈仓古道进入汉中，这是确凿无疑的，如同板上钉钉。大散关，古称散关，仿若一位威严的巨人，屹立于今陕西宝鸡西南 17 公里大散岭上，紧紧扼守着关中地区通往汉中地区的通道，它是陈仓古道的咽喉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与武关、潼关、萧关并称为关中四关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在唐玄宗的逃亡之路上，成为了一道无法忽视的关卡。

至于由汉中入蜀，唐玄宗走的是金牛道，也是千真万确，仿若被岁月铭刻的印记。唐玄宗一行从河池郡（汉中）出发后，所经过的益昌县，仿若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迁的行者，历经东晋太元十五年（公元 390 年）在今广元市利州区赤化镇境的初设，刘宋初的迁移至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城，后魏的更名京兆，北周的复故，五代唐的改为益光，宋初的复曰益昌，又改为昭化，最终定格在今天的广元市，当时属山南西道利州（益昌郡）管辖。接下来的普安郡，仿若一位历史的见证者，西魏时设立，治所在普安县（今四川剑阁县），隋开皇初年郡废，大业初年复置，唐武德元年（618 年）改为始州，后改剑州，天宝五载（746 年），复改剑州为普安郡，治所在普安县（今四川剑阁县），取剑阁为名，其变迁的历程犹如一首跌宕起伏的史诗。而根据百度百科剑阁道词条，剑阁道，属金牛道（石牛道）南段，其行程仿若一场艰难的穿越，从昭化（葭萌关）越牛头山，入剑门至剑阁县，唐玄宗一行沿着此道入蜀，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

那巴西郡，仿若一位古老的守护者，隋开皇五年（585 年）改潼州置，治所在巴西县（今四川省绵阳市东），辖境仿若一片广阔的领地，包括今四川省绵阳、江油、安县等地。大业初年，改为金山郡，唐武德元年（公元618 年）复为绵州，天宝元年（742 年）改为巴西郡，意味着唐玄宗已经踏入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，仿若即将踏入家门的旅人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至于唐玄宗为何不选择直接从长安南下经子午古道到汉中，其中缘由仿若一团乱麻，错综复杂。作者认为，子午道—荔枝道本身并非一条理想的入蜀路线，它仿若一条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，充满了未知的风险。有一个直接且有力的证据，仿若一道强光，照亮了历史的真相：蜀郡进贡的使者在路上与逃难的唐玄宗一行不期而遇，这就如同命运的安排，证明当时从蜀地到长安的最佳路线就是金牛道—陈仓道，而非子午道—荔枝道。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云：“己亥，次扶风郡。军士各怀去就，咸出丑言，陈玄礼不能制。会益州贡春彩十万匹，上悉命置于庭，召诸将谕之（此处省略）自此悖乱之言稍息。”文中的“会”字，用得恰到好处，仿若一只神奇的手，精准地指出这是一场意外的相逢，说明当时蜀地使者前往长安进贡，走的正是金牛道—陈仓道，谁能料到竟会在此与皇帝一行相遇，彼时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，不知唐玄宗已弃长安而逃，这场相遇，也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奇妙注脚。